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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人故智(袭人故智是什么生肖)

成语故事 2022年08月08日 13:40 215 admin

这样的研究,薛原主编。

我对别人的学习充满了好奇。如果把这种好奇当成偷窥,我觉得很恶心,因为我花了五年时间走进老师朋友的自习室,偷看他们的藏书,然后收藏了《在自习室里走》这本书。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朋友们的一致好评。我从那些赞美中听出了味道:很多人都有和我一样的病,还喜欢偷看别人的学习。这个结果让我感到极大的欣慰,但生病的不止我一个。

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看过很多关于写作学习的文章,但是大部分都是学习大师写的。好像有人说过,最了解自己的人,就是自己的身体。我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因为我总觉得镜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应该有很大的区别。无论是美化还是贬低,都与客观有一定距离。推开的话,写自己的学习应该也会有这样的偏差。

当然,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绝对的客观。当然,我的搜索和小文也有各自理解上的偏差。因为我无法涵盖书房主人的思想领地,所以只能对他们的藏书理念做一个推测性的解读,这显然与客观性相去甚远。既然有这样的困惑,如何才能做到更客观的阐述呢?到现在,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但是,当我读到薛原主编的这本书时,我的一些困惑就被打消了。

事实上,这本书收集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书房主人写的。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作者对他人研究的访问,本书最后收录的文章是供本书编者薛原撰写自己的研究。这样看来,这本书的编纂就像一个喝酒的笑话:“三中全会”。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读起来更加有趣。

这本书前面有几页。第一个是一幅古画的一角。我想应该是皇家李鸿研究。这种画法虽然是中国传统构图,但只是在细节上融合了西方透视的一些技巧,这也是我记得这张图的原因。我记得李鸿坐在原始照片的中间,捻着他的胡子。虽然他面无表情,但他身后书架上的古籍那封信让我看得眼睛都直了。薛原把这张图排在最前面,他的古道心瞬间暴露。虽然这张图后面有几张整版的学习图,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真的和石泉老人不是一个档次的。

薛原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他在“编者注”中说:

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书房其实就是“奢侈品”的存在。某电纸书厂商在一则广告中说,电纸书代替纸质书最大的好处就是为你节省了一个书房的空空间和成本。这种拯救,对于在城市里奔波谋生的蚊子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无奈的。然而,这样的节省对日常阅读生活是有害的。互联网时代,纸质书的阅读是网络阅读和电纸书阅读无法替代的。我们的阅读生活更传统。

这段话,爱书人读起来应该很舒服。尽管数字文本发展迅速,但仍然有一群爱书人固守着他们的老方法,喜欢纸质书的温度。当然,我自称是铁杆粉丝,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不仅偷窥每一项研究,还细读这些文本,寻找相似感。在其中的一些研究中,我已经走进去,亲眼目睹了研究的细节。那种直觉远比看着书上的图片真实。但这些文章也能透露一些内幕信息。例如,薛冰谈到先锋书店的老板钱晓华参观了他的书房。结果,薛冰听从了钱晓华的建议,处理了一些不必要的书籍。然后钱晓华就这样抄了,许岩等人处理了一批旧藏品。最后,先锋书店举办了一次藏书家旧收藏展。这次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说明钱晓华能够让先锋书店繁荣起来。

事情必须从两方面来看。虽然这样的活动很红火,但作为自习室的主人,事后也有孤独。薛冰在文章中说:“卖了的书总是在梦里重逢,醒来就心痛。”这种感觉是不被爱书人欣赏的,所以这绝不是轻易处理老藏品的好办法。薛冰搬新居时,搬书的痛苦也是爱书人共同的烦恼,但苦中带甜的快乐也是不藏书的人难以体会的:“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春天。每天打开几本包书,分门别类地放在货架上。比起皇帝检阅军队,财主清点财宝,精神上的快感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候半夜醒来,想到哪本书的查甲不合时宜,我就会下床去调整。”

在这本书收藏的几十本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潘小贤的《一墙书》。从图片上看,这些书基本都是通俗读物。但是,有一种独特的排列方式:她所有的书都放在一边,然后一本一本的叠在另一本的上面,从下到上没有任何隔断。这样一堆书,总让人觉得有倒下的危险。看了潘小贤的文章,看到她儿子也谈到了这样的担忧,但即便如此,她依然没有改变的意思。曾经有一句流行的话:“我是我青春的主人。”书房主人确实不需要别人对如何设置书籍发表意见,但我还是一只拿着鼠标的狗,为对方思考:如何获取和阅读这些书籍?偶然看到书房主人在这篇文章里说的话:“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如何在满墙的书堆里找到我需要的书?”是的,我应该如何找到它?这篇文章我看完了,却找不到答案。相反,我看到书房的主人讲述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故事,关于其他人来家里提取她的书,所以我一定不能放回去,因为如果我放回去,她就找不到了。这句话也让我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嗯,有窥淫癖就够了。没必要探究别人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这样的学习文章,一篇一篇的读,会不会产生审美疲劳?至少薛在读原审手稿的时候有和我一样的感觉:

翻了一页又一页,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大多强调研究的狭隘性或来之不易。往往学者的住宅人满为患,书房、客厅甚至卧室往往具有多重功能。即使他们有自己的书房,也往往是老的。对于我们书房和书架的陈设,简约往往是首选,更不要说奢华和富丽堂皇了。就算装修了,也怕给人炫耀的印象。这和大洋彼岸的“同行”真的是两个极端。

在我个人看来,每个爱书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宽敞的书房,而薛原为了让读者领略“他山之玉”,在书的后面附上了几幅西方人的书房。从图片上看,大洋彼岸的书房确实要优雅一些。书房可以做得很大,但优雅从何而来?这样的讨论显然令人沮丧。薛原认为书房是他发呆的地方:“晚上,专业工作之外,我不再依赖网络。我还是喜欢在学习中发呆。网络再发达,网络信息再丰富,都代替不了在书房发呆的快乐。”

从这个角度来说,书房不是堆书写字的地方。更何况是文人的梦想所在。真的希望这样的梦想可以普及。所谓有学问的书香社会,应该是最基本的标准。

华宏斌、熊超编著的《庐山南麓第二古寺志》。

这本书是庐山归宗寺和庐山秀峰寺的汇编,是华鸿宾先生捐赠的。关于编校此书的缘起,史首先说:“庐山是佛国之地,大师云集,佛寺遍地。住在庐山,每次想起来都收集大师语录和丛林简述,出版成书,与大众结缘。十几年来,由于教育的缺失,在浩瀚的庐山佛教文化中无所作为。”

本来,石还想整理与庐山有关的相应史籍,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想法一直没有落实。后来,在2015年冬天,于小龙被要求从他的麻烦中获益。王先生主持庐山民族宗教工作多年,对庐山民族宗教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几经山中讨论,以为就山南而言,有古版归宗寺、秀峰寺,但仍存,可先整理出版,以亮禅门。于是,我联系并介绍了江西、鄱阳佛教文化大家段晓华先生。

段先生得知来意后,不辞辛苦,欣然答应。他和弟子华鸿宾、熊超为了收集和寻找文献,多方奔走,通力合作,历时一年半。最后,他们对两种庙堂志的标点进行了整理和归类。

首先,这本书是华宏斌编的《庐山归宗寺志》。这部编年史最初由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寒山德清编撰,民国时由石显钦本坤重修。华鸿宾以此重修本为校勘的底本。书中附有寒山德清所写的《庐山归宗寺释迦牟尼佛佛塔》,首先讲述了归宗寺的由来:

佛法在中国从韩永平、吴赤武开始,西域佛教僧团设象街,在长干里求舍利,吴主建塔藏之,开创了第一座寺院,也是江南塔寺的开端。东晋咸康帝初,梵天佛法佛法随《禅经》而至。王右军西河在江州时,见之有异,遂舍其宅,建桂宗庙居之。

寒山大师的言论是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然后谈到佛祖舍利的来历,然后提到归宗寺是王羲之家所建。下一段讲的是归宗庙的沿革,然后提到元末时,庙被兵毁,庙田也被山民占据。二百多年后,万历年间,大观禅师的弟子郭庆展工修复了寺庙,重建了佛塔。寒山大师在这篇笔记中讲述了舍利子的奇诡:

据说舍利是四大物,戒后熏制凝聚而成。骨肉、毛发、牙齿不同,所以五色不同。其身强体壮,能穿石透石,光彩夺目,超越石宝。有坚定不动的,有上下流动的,有形状各异的。罗汉高僧多,但名实,盖因情异。

韩德清为什么要编《归宗寺》?华宏斌在《校勘》的序言中简要叙述了寒山的生平经历:

德清(1546-1623),字,号含山,安徽全椒人,俗名蔡。早年,他出家为僧。他参观了史静、松山、五台等地,并出席了仪式。九年,揭牌法会,建于五台山。因为祈求神储,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十一年,德清去东海崂山隐居。后来慈禧太后又带领何公为其建殿,赐额海印。23年,德清死于狱中,被发配雷州。抱歉,三十四年了。1945年5月,住庐山归宗寺,后迁居庐山法云寺,潜心写作。天启二年,德清应南下,住在曹溪南华寺。次年去世,享年78岁,葬于庐山法云寺。

寒山大师的传奇故事在各种文献中都有记载,而他谦让的态度最令人印象深刻。但我过去从来没有关注过他和归宗寺的关系,现在看了华宏斌关于校对的文章才知道为什么。对于秀峰寺,有本学校前面丹霞山别川寺敦林所作的序,讲的是秀峰寺的由来:

秀峰寺,原名开贤寺,由南唐教主李靖于宝大九年创建。易曾经读书的书店,被认为是僧舍。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吉兆,故命名为开贤寺,并请少宗袁志禅师为住持。相传高僧辈出,朝代更迭,兴衰不一。

看来秀峰寺的来历不在归宗寺之下。这座寺庙是由南唐领袖李靖的住所建造的。正因如此,李靖将此寺命名为开贤寺,以示此寺有“建国吉兆”。后来寺名改为秀峰,与康熙帝有直接关系:“康熙帝曾为寺题书《博若京欣》,并赐匾,故开贤寺改名秀峰寺。”叶璇为什么要把千年古刹改成这个名字?史敦林在序言中从未明说,但据民间传说,叶璇曾将灵隐寺改名为云林寺。据说改名的原因是他喝多了,传统的“凌”字上半部分太大。但高士奇灵机一动,将“云林”二字写在手里,呈给皇帝看,于是灵隐寺就有了云林寺的别名。然而,尽管皇帝的牌匾高挂在大厅里,人民却没有。叶璇将开县改名为秀峰。会有故事吗?看来这件事值得八卦一下。但后来的秀峰寺并不精彩。史敦林在序言中写道:

清咸丰三年,秀峰寺被太平军烧毁。此后重建,但盛况不如从前。1938年日本侵华时,寺庙被放火焚烧,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被毁。现存的老建筑只有1932年蒋介石和林森重修的一座双桂厅,一座旧山门,几间住宿用的窝棚。

我还没问过华宏斌秀峰寺的现状。如果这两座寺庙单独矗立在庐山上,我会有去参观的冲动。

陆羽的《茶经》

这本书是宁波的爱书人杨曙光先生送的。

本书为当代影印线装本,所用底本为日本鲍莉历五印本中文明本,其中加入了日文注释注释。

《茶道》这本书近几年很受欢迎,这是因为茶文化的流行。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在于里面有很多茶具,看似简单,但都有奇怪的名字,比如葫芦叫“胡远外”,扫帚叫“宗哲”。也许这些名字对于爱茶的人来说很熟悉,但我读起来却觉得很新奇。

《茶经》中说“饮茶者,南方之佳树”,应定义为“茶”。我一直认为茶是一种叶子,爱茶的人一直认为我的说法没有诗意。我在茶经中引用了这个定义,朋友们还是不接受,但我坚信我说的没有错。但是,有些事真的不是真的。晋国朴质在《尔雅注》中说:“树如小栀子花,冬天开,可煮成汤。今采茶早,采茶晚。”为什么是小智?我不懂,但是他说茶树冬天开始长叶子,这也颠覆了我的常识。经常听人讲早春茶,或者早明茶,没听说过喝冬茶的。如果茶树冬天长叶子,冬天的茶不是最好的吗?郭璞也说过茶可以当汤喝。那时茶的使用方式似乎与今天不同。还有两句郭璞的话,已经相当颠覆了我的认识。他说茶是早摘的,茶是晚摘的。不过,好像“家明”这个词用在茶上已经很久了。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说“家明”是老茶了?

当然,我一定要嘲笑懂茶的人,但是他们太注重喝茶了,至少我受不了。据说陆羽写《茶经》是为了纠正越来越复杂的饮茶方法。但在阅读这本茶经的时候,依然关注着里面的一切,以此推断,或许是唐代饮茶的仪式感太重了。

翻看今天曙光先生赠送的这本书,影印了两卷。除了陆羽的《茶经》,还包含欧阳修的《茶经辨》和《大明水记》。似乎好茶好水,相互结合,才能体现出茶的美味。此书还附有明代顾编的《茶谱》。本文论述了茶叶的贮藏和制茶方法,而明代孙的《茶谱集》是前人作的咏茶诗文集。所以,茶的美不仅仅在于味道,更在于用心营造的状态。记得前段时间在宁波遇到他的时候,他给我泡了一些好茶。可惜我迟钝的味蕾和他的好茶比起来还是相当逊色的,所以今天他特意掉了这本书,希望我能提高自己的茶质。我要好好感谢他的好意。

袁遗的彩色书籍

我的学习区域有限,所以每次写书,总是要搬来搬去。动图是写相应题目的参考书,动图当然是策划一部新作所需要的书。每当我重复这项工作时,我都会把莫友芝想象成一只“背着书的老鼠”。但是,这种工作有时也会带来发现的喜悦,那就是在一堆书里翻一本很久都没有看过的书。这种感觉特别像突然在某本书里发现了一张百元大钞。现在,当我整理书籍时,我翻开了袁遗的这本书,我觉得我找到了钱。

这种兴奋来自于不求回报。之前有一次,我写文章的时候,说到古代最早的版权说明。我隐约记得袁遗在他的专著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到处都找不到这本专著。今天,我偶然发现了这本书。我马上打开目录页,果然,那些文章都收录在这本书里了。这样的发现让我在所谓的记忆中沾沾自喜,忘了赞美作者的初作。然而,在我的印象中,袁遗给了我一本亲笔签名的书,但这本书里没有墨宝,所以我马上问他。结果袁雄的记性比我好。他说,八年前,我参加了这个系列丛书的首发式。当时他还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所以这本书应该是在那个会议上获得的。所以我准备把这本书寄给他,让他再签一次,他跟我说不用这么麻烦,可以再签一个就扔了。

于是,我的书库里又多了一本这本书的签名本,但如前所述,很难在书库里堆放的书里找到具体的一本。既然又翻到这本书了,那我还是请他送佛西天,请他再签这本书吧。不知道元哥是不是舍不得,反正我拿到了这本书的第二个签名本。这个业力不是不愉快的。

当然,书是用来读的。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古代的版权保护。元兄追溯到唐朝,说到我们东川的使者苏峰,他在最后一出戏里提到有人私刻了一个历法。袁雄将此视为版权保护的萌芽期,并将这一时期标注为唐朝至北宋。关于唐朝,他还引用了五年吴大诗人白居易在《白文集》后记中的说法:“前后七十五卷,诗三千八百四十首。......如果套里什么都没有,还有那些流传假名的都是假耳朵。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想起。”因为畅销作品,白居易文集被很多人盗过,但盗版书总会有错。读者在购买这类盗版书时,会把书中的错误和疏漏全部归咎于作者的头上,这让白居易很无奈,于是作出此声明以正视听。也许这就是袁雄认为这个阶段是胚胎阶段的原因。

现存中国古籍的版权声明页应以宋光宗·邵熙统治时期四川眉山刻制的王拙《东都略》为准。这本书在目录后面有一个长方形的题字,上面刻着“眉山成舍人馆出版,你已向老板申请,不准盖板”的字样。袁遗在文章中说:“这是中国实行版权保护的最早的例子”。然后他指出了这张卡的三个价值:

首先,版权保护的目的明确而直接。二、采用卡片形式,简明扼要,醒目警。第三,通过政府的介入,首次实现了民间保护出版权的意愿。以上文字所体现的开拓性价值,必然会对未来中国版权保护制度的延续和发展产生影响。

这个总结可谓冷静客观。但是,我曾经因为品牌名离开过麦城。原因是这本书太有名了,以至于我对初学版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崇拜,一直梦想着能拿到这种名曲版。果然,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东都简史》的宋刻本。书里虽然留了一封信,但是目录里的版权声明让人印象深刻,面对这本书我的心怦怦直跳。在这本书的前面,有很多著名的父母题词,包括贵阳藏书家陈存写的这本书。在他的题词中,他讲述了他是如何在日本得到这本书的,以及他是多么高兴。这个碑文让我以为遇到了稀世珍宝,于是把所有的钱都给了它。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我当年的收入其实就是清初的刻本,但这次去麦城的经历,让我每次看这本书都又爱又恨。不过,尽管有这样的经历,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这本书的推崇,因为说到古代的出版权保护,这个牌子总是排在第一位的。

在袁遗写的书里,我喜欢的第二本是《中国古代抄袭史》,专门研究抄袭现象。至少我觉得没有人是这样的。关于抄袭的出现,袁遗认为:“当写作成为一种受人尊敬的社会劳动,当写作产品——各种类型的作品成为可以带来荣誉和财富的东西,多少成为高贵或贵族地位的象征,抄袭也就同时产生了。”当然,他的这篇伟大的文章要从最早的抄袭说起:

首先指出抄袭是错误的《李曲礼》,成书于公元前4、5世纪。这本书告诫人们,作文“不要压抑,不要千篇一律”。他的便条上写道,“压制仍然是一件好事。说是取人之见,为己之思。”在这里,“打压”是作为一种不好的现象提出来的,其含义完全等同于后世的“抄袭”、“剽窃”。

当然,这里用的是“打压”这个词。这个词虽然意思一样,但毕竟不是“抄袭”这样的词。因此,袁遗发现了东汉蔡邕所说的“巧文成”一词。这里只找到“盗窃”二字,没有找到“抄袭”二字。然后他指出了这两个词的最早用法:

“抄袭”一词正式出现在唐代。柳宗元认为《文子》一书抄袭,并指责其“为合而窃他书,多校皆有抄袭”(《六合东集·辩文子》)。

对于这种用法,袁遗也认为它不能涵盖古语中的同意词:

虽然“抄袭”这个词在当今社会早已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被广泛使用来指代这种现象,但在古代,它却未能成为一个规范的词语。除了前面的“打压”、“义攻”等表述,还有其他类似的表述:抄袭、剽窃、剽窃、攻击、模仿、攻击人的智慧等。用词不同但意思相同,都是指抄袭。

现在网上最火的新闻就是名人给自己丢脸,从古到今都想一样。宋代的说汉代的班固“专抄”,唐代的李则指责大诗人王维的诗抄袭。如果抄袭范围无限扩大,显然会拖垮一大片,很容易做出“洪洞县没有好人”的事情。例如,宋代的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说:

看了很多古人的诗,喜欢上了自己想要的,背了很久,所以常常不知不觉地错当成自己的话。"绿荫使白昼安静,孤花显示春天."此集中魏苏州为最审慎之策,而诗有“绿荫使昼静,幽草使秋美”之说。总的来说,龚景读的唐诗很多,拿起来之间用心特别细,从《百家诗选》就可以看出来。

叶梦得的解释很公平。古代诗人背的诗太多了,不知不觉就变成了自己的语言。不知叶梦得的总结是否可以用“巧合”来概括。至少宋慧红在《冷斋夜话》里已经讲过“换骨换胎”:“谷云:‘诗无处不在,才有限...但其语言不易编,名曰“变骨”,通过观察人的意图,加以描写,称之为“胎”。" "

这样写诗算抄袭吗?显然,这件事不是一句话能涵盖的。至少袁遗还谈到了“剽窃”和“合理使用”的区别。似乎一切都是绝对的,会产生反效果。度的掌握很关键,但在哪里呢?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所以我会继续等待袁遗研究它。

童银舫主编《慈溪名人图片集》。

“书”这个词是什么时候起源的,我还没有研究透彻。“一江春水出图,罗出书,圣人赐之”这句话被广为引用。然而,这里的“地图”和“书”这两个词并不构成一个短语。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除了专业人士,大多数读者通常需要极其充沛的精力才能阅读全部是文字的书籍。所以现在大部分书里都充斥着各种图片或者图像。现在书籍的编辑方式已经电子化,在文字中插入图像比以前的人操作起来容易多了,获取图像也极其容易。我记得20年前,一个朋友自豪地告诉我,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已经收集了数万张图片。但是,现在数据库里只有我自己的图片,有几十万张。科技的飞速发展,让前辈们的心血瞬间降低了价值。

但是在古籍出版领域,虽然很容易获得书影,但是古人的画像和照片总是要用到的,总有一些。这是因为照片技术的发明只是最近的事情,传入中国比较晚,所以古代名人拍过照片的不多。再加上时间的流失,现在能看到的也就那么几个了。当然,在摄影术发明之前,古人也有传世的画像,通过叶等人的收藏,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古人的画像。但叶只发表过清代文人的画像,清代以前的文人,叶和他的孙子似乎都没有收藏过。

袭人故智(袭人故智是什么生肖)

因为出书的需要,我的办公桌上还有几本名人影像集,包括闵捷主编的《晚清名人700图》等。我桌上最大的历史人物集是华仁德主编的《中国历代人物形象集》。本书共三卷,收录了从古代到清末的历史人物,共计3037人,包括画像和照片。以一部藏品作为图像收集的对象,有苏州大学图书馆编撰的《老人画像》一书,收集了顺治元年至宣彤三年间的清代人物图像。也包含了人像和照片两种,这些书是我需要图片时必查的书。

现在,我收到了童银舫的这幅新作。这本书虽然也是图片和照片的合集,但主要还是以照片为主。与其他作者不同的是,该书仅限于地域,只征集与慈禧有关的历代名人。作者在《常见案例》一书中写道:

无论慈溪县旧疆域还是现在的慈溪市疆域,慈溪人物都包括在内。虽然有些非慈禧的人物在慈禧历史上影响很大,但也酌情列入,如张炬。

也就是说,这本书虽然局限于慈禧,但是慈禧的演变发生了变化,所以收集到的人物是丰富的。这本书部总序提到了慈禧的演变过程。按说,这样的文字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但当我读到它们时,它们仍然引起了兴趣。比如地方地名的由来,在总序中写明始于唐开元二十六年,然后以下引自严友《四智明》:

汉·董黯,孝成后。我妈病了,就喝这溪水,每次想起都后怕。天黑了可以在溪边建个房间,平了可以养,病也治好了。它名叫慈禧。

慈禧的名字因一个孝的故事而诞生,其文化内涵不言而喻。更有趣的是:

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慈禧丢失县印,被要求将“xi”二字改为“吉”,另铸县印,故改名为“慈济县”。

如果县印丢失,县名就改成一个字。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挺耐人寻味的。现在身份证丢了,又陆续提出改名,相关部门就应接不暇了。好在改名后用的词有些晦涩,所以又改回到现代:

1956年2月,“慈”不再作为“Xi”的变体使用,“慈”恢复为“慈禧”。

后面的演变没什么有趣的,不用我再引用了。然而,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野先生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形象在文学和历史中的作用表达得很清楚:

图像因其直观生动的特点,在历史研究中具有示范、补充、解释、还原等功能。因此,图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历史人物研究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人物形象史料更是不可或缺。其表象充足,细节丰富,生动可感,使象征性文字记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为具象人物的活动史,并以更生动的方式呈现,具有更吸引人的场景吸引力。

近年来,童银舫先生的新书堆积如山,每当新书问世,他都会送给我,以增进我的理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编纂这本图像集的,但我从未听他提起过,陈野在序言中说:

这本书积累了作者30年的地方志研究工作。经过精心编纂,收集了270多幅慈禧历史人物形象,包括汉、唐、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每一幅图像都赌上了人物的侧面,图文相互印证。

原来童先生在编这本书上下了不少功夫,我得到了这样一本书,为我的画廊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也是我感谢先生的原因。

李玮的《寻找文学的故事》精装毛边书。

《找书》是我的“找书系列”之一。孔子旧书网和布衣书店分别定制了200本布面和毛边书。对于这样一本特别的书,为了锦上添花,空网负责新书的刘杰老师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在特别的书上签名。为了博友开心,我约了。某个周六,我去空网签售,布出版社的胡通先生给我量了往返劳顿的路程,让公司的肖飞把他们定制的特别版书拉到空网,让我一个地方把两家公司的书都签完。

平心而论,布书比纸质书更高雅。但《寻找系列》接连出版,前几集的设计风格只能靠后来者延续。所以整体风格上只能有局部的变化,不过还好有特别版,弥补了这个小缺陷。

戴帽子对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虽然毛边书党认为毛边书最有魅力,但也有读者虽然有好书,却讨厌毛边书,一切都是大家难以调节的。好在胡同先生能从善如流。在定制200册布匹毛边的同时,他还定制了100册布匹精装、光边书。所以从数量上来说,这种布面书只有毛边书的四分之一。看来制作精美,限量版还是能赢得嗜书之人的青睐,所以书一卖就卖完了。事后,胡同先生和我做了相应的探讨。虽然我对新书的销售完全是外行,但我还是觉得他的建议很有道理。

而我得到了这本生布书,是刘杰老师给的。我把它插在了pass book旁边,真的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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